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旅游精准扶贫绩效影响因子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旅游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扶贫方式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可能会与扶贫目标产生一定的偏离。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花桥村从事旅游业农户与从事非旅游业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进行对比,并对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发现：（1）花桥村开展旅游精准扶贫以来,农户的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得到显著提高,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2）花桥村农户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该因素成为农户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生计水平的瓶颈;（3）旅游精准扶贫在开展过程中伴随着“精英俘获”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针对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继续坚持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路线,保证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话语权;（2）扶贫更要“扶智”,要加大对当地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和基础教育的投资;（3）丰富旅游扶贫的方式,建立旅游扶贫利益分享机制。